一级上士朱由检

崇祯二年，袁崇焕杀毛文龙，朝野动荡。上大怒之下，失足落水，久治不愈。时值建奴南下，朝廷上下不安。阁臣勋贵上奏，边关武将扣京。就此困难之际，上于梦中苏醒。唱曰：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穿越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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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君阅读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我对明末格局的看法，这些观点大多也会在书中结合情节展开，但为了求同存异、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就在这里简要说说我对明末格局的看法，其中会有很多观点和诸君在其他地方了解到的不同，凡有其他看法，也请指教一二：

其实归根结底总结成一句话：明亡是必然的。

我们作为后人，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朝廷败亡是因为某个人做了一个选择导致的。

这也让我们在后世来看，就觉得当世之人怎么这么愚蠢。

在我少年时候，读历史书时也常常有这样的想法。

但随着我工作之后，随着我接触到的领导越来越多，我真正发现了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傻子，或者说能走到历史舞台上面的人，没有傻子。每个人做出自己的抉择，都是基于当时的考虑，都是不得已之下的妥协。

下面我就展开来说说：

第一：明代会有工业革命吗？

工业革命作为现代社会的兴起，是整个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前提，很多专家学者、民间历史学家会以为，要不然大清，明朝会踏入工商业文明，但我有点不同的意见。

工业革命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英吉利国区区弹丸之地，却能虎踞全球，最重要的地基就是这本《国富论》，想要了解工业革命，就得先读这本书。（和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所以被迫从商也有关系，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在平常人看来所谓劳作，是为生产，农民耕地、工匠造物，皆是生产。

但工业革命之后，之所以分工之后，工厂效率大幅度提升，看起来不可置信，但原因却很简单，在一个工匠负责整个制造流程时，他要掌握许多步骤，但若是分工，那边只用掌握一个，这样一来，不仅省去了几个步骤之间的时间，还让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最大的增进，运用劳动时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也得以加强，所以不仅提升了质量，还增加了产量。（这一点亚当斯密有很精彩的论述，诸君如果有兴致，可自己搜来看看。）

分工带来的好处，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我们老祖宗不知道吗？知道，只是不愿去做罢了，我华夏泱泱大国，几千年文明，能人何等之多？如此简单的道理，怎会没有想到？

华夏幅员辽阔，百姓数以千万记，官僚饮民血而生，诸位若是在官场呆过的，对于官僚而言，生产一支枪和生产一百支枪有何区别？

官僚要的不是物，而是人！北宋时期，王安石曾搞过变法，也有点这种意味，但是却祸国殃民，导致党争，落得亡国灭种下场，诸君倒是想想，王安石变法因何而败？

平常人会说因朝中奸臣！因党争伐异！

但这只不过是表象！对于北宋那些官员来说，生产多少物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控制多少百姓，但这样的思想是从何而来？

此事要是说起来实在太长，官员也并非都是奸诈之辈，只不过我中原大地以农耕为基，在这样的基础上，是断然不可能产生分工协作的传统的。

对于农耕来说，是不能进行细密的分工的，就拿制造一把枪支来说，卿可以把枪支拆分成很多部件，由所有工人同时生产，再由固定的一部分人担负结合职责。但农耕不同，一个农民在田地生产，从开垦到播种，从灌溉到丰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不能同时进行多人协作的。（这在国富论中也有，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汉人以农居为生，故而在这之上发展出的国家社稷，也一定是以保护农业为主！而这样的社稷，是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变化出现的，因为这样的变化出现，就代表皇权统治岌岌可危。

后来的大清就面对了这样的问题。

（土地越是富饶的国家，发展就越为落后，所以华夏看起来是因为大明、大清落后，但实际上是我们出生的这片地域，就不支持我们发展出工商业文明，亚洲唯一有可能发展出工商业文明的只有一个日本，至于日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来，还有很多道理，这里也不展开说了。）

第二：辽东局势是怎么恶化的，为什么我说无论是谁都挽救不了大明

很多学者专家会从战略角度去说这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从战略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把历史看成了游戏。从账面上一算，怎么都能赢，但为何偏偏就是不能赢呢？

原因很简单，高谈阔论的人以为，历史只是一个个账面数字，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历史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这些人像你我一样，是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其中聪明伶俐之人，可谓数不胜数。

那辽东局势是怎么恶化的呢？

明代吸取了唐朝、宋朝的教训，采取了一种文官治理武将的办法，但历史上哪个将军不是行伍出身，这些文官真的能够打仗？

史书中会吹捧很多人，袁崇焕等人就是这个逻辑，但我想说的是，这些人无一例外，没有一个能打的。

谁能打？吴三桂、祖大寿、皇太极、多尔衮能打！历史从来不缺英雄，刘邦一个县的人才就能治理天下，这个世界上多的是人才！

（现在流行一句话，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让我感触很深。）

但明代的皇帝不敢用！原因很简单，开国皇帝自己就是军阀，所以他不怕军阀，所以历朝历代开国的时候，都能打！

但是到了中期，皇帝连皇宫都没有出过，他哪里能打？

所以皇帝要靠文臣去管武官，但武官也不是吃素的啊。（这和忠贞无关。）

大家在日常工作之中，常常出现外行领导指挥内行干事的情况，明末的辽东局势，就是这样的情况，虽然我作为业务骨干，需要领导给我发工资，但诸位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服吗？

那么应对这个问题，这些业务骨干最好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就是养寇自重！（这和弟弟，阿外的情况类似，程序员怕被裁员，武将也怕被秋后算账，所以养bug自重，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所以辽东从李成梁开始，渐渐演化出朝臣勾结辽东将领，一同贪污。

可以说，所谓的“七大恨”、萨尔浒、辽阳沈阳、广宁，看起来是努尔哈赤用兵如神，实际上，在情报战线中，全是辽东当地势力穿着八旗军的军装作战，为后金进行各种间谍活动。

甚至辽阳城被攻破，真正原因也不仅仅是袁应泰收留蒙古人导致混在蒙古人中的后金奸细乘机开城门。而是辽阳城里，辽东汉奸势力充当了带路党，事后向袁应泰泼一盆脏水。

辽东当地势力的如意算盘是：努尔哈赤把明军打得土崩瓦解、闻风丧胆，然后努尔哈赤和明王朝和谈，努尔哈赤成为割据一方的藩国，当地势力就可以把自己的利益通过和谈巩固下来。

只是当地势力万万没想到，明王朝的官僚士绅势力以辽东战事为借口，加征巨额辽饷，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除了激发了以高迎祥等人为首的流寇，也一手造就了左良玉等新的内地军阀。

明史读起来忠奸难辨，史料纷乱嘈杂，无论说谁人是忠谁人是奸都能找到数之不尽的证据，其实只要抓住最关键的“银粮”二字，就能看个真切，当然这是后话了。

其实归根结底，不过是想在大明朝的尸首上多吸两口血罢了，至于大明朝存亡与否，根本也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或者换一种说法，当大明只是朱家的私产时，又有谁真的会尽忠呢？

你会在乎公司倒闭不倒闭吗？你难道不会只在乎公司倒闭之前能搞到多少钱吗？何况还有另一家公司开高新等你。虽然是一家外企。

祖、麻、李、毛、马和后来从祖大寿家演变出的吴家等军事集团，他们掌握了大明最多的财富，通过养寇自重的方式，一方面窃取着朝廷的财富，一方面在朝中扶持着他们的代言人。这些人其实并不打算看到大明灭亡，只是短视的他们只想着如何从朝廷搞到更多的财富，而没有想到养寇，最后反而被寇夺了家财。

二是后来因平定地方流寇逐渐演变的左良玉、江北四营等军事集团，这些人同辽东军事集团一样，既被官僚体系厌恶，又不得不被接受，于是他们一方面通过兵患，向朝廷源源不断的渴求粮草，一方面又用得来的钱财，买通官僚体系，以达成合作的关系。

朝堂中的官僚由于要加大对军阀的管制，就会派出官僚集团的代表人掌握地方军阀，第一个就是叶向高，此人原是东林元老，当时东林党得势，他们自然把东林党人派到辽东掌管军队，再通过夸大战果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力。

前后有张鹤鸣、袁应泰、王化贞、孙承宗等。王化贞是叶向高的学生，也在辽东一路当上巡抚。

对于文官集团来说，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于是爆发了最具代表性的萨尔浒之战，但有人希望努尔哈赤被干掉，当地势力可未必希望努尔哈赤完蛋。

所以这一战看似是杨镐错误指挥胡乱分兵，实际上是作战计划被泄露，努尔哈赤有了对方的作战计划，想失败都难。

杨镐战败，丢官坐牢，换上熊廷弼，一番利益瓜分，终于稳定局势。后来的袁应泰、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这个道理。

而袁崇焕之所以杀毛文龙，也是因为辽东的祖大寿等人，实在看不惯毛文龙截夺了他们的钱粮，袁崇焕为了稳住辽东将门的局势，不得已之下所为。而袁崇焕还没到任上，就爆发了兵变，就是辽东军事集团给他的下马威。

但是令袁崇焕没有想到的是，辽东将门得了好处之后，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发展。

第三：明末的官僚为何这么不堪？

我从两个纬度来说，首先官员为什么贪污，难道他们不知道大明亡了的后果吗？

可以先说一个故事，金兵第一次入关的时候，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接到命令之后，火速驰援，三昼夜便抵三屯营(蓟州镇驻地)。

但令赵率教没有想到的是，当地总兵朱国彦却不让他的部队入内，便策马而西。诸君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援兵还不让入城？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明朝时有规定，援兵到达当地后，次日开始供应粮草，但那时的官僚体系已经腐败到无以伦比的地步了，哪个官员愿意拿出自己城内的粮草供应其他总兵的兵马？

于是在十一月初四，缺乏粮草的赵率教在遵化城下与满蒙骑兵激战，身中流矢阵亡，全军覆没。

赵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第一世的朱由检获悉赵率教阵亡，痛为哀悼，下旨赐恤典，立祠奉祀。

赵率教身死次日，敌兵包围遵化县城，城中起火，守军崩溃，巡抚王元雅自缢，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挈家眷潜逃。总兵朱国彦愤怒之极，把逃跑将领姓名张榜于大街，然后偕妻子张氏上吊自杀。

朱国彦阖家赴难，到底算得上忠臣还是奸臣？若是忠臣，又为何拒绝赵率教入城？若是奸臣，又为何誓死守城？

所以忠奸之事，不过儒生杜撰而已，就算是忠臣，也是人，也活在当世官场之中，又有谁能免俗？就算是那一代名臣，号称半个完人的曾国藩，亦或者是李鸿章、林则徐，也免不了官场的规矩。

所以，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也并非是爱惜那点粮草，只不过官场之中早就形成了潜规则，朱国彦要是坏了规矩，也在官场中存活不下去。

当初崇祯元年的韩一良事件，就是明末官场最真切的写照。

官场，是有规矩的，任何人违反了规矩，他都生存不下去！清代有一本书，以前大学的时候看过，好像是叫道光宦海见闻录，诸君若有兴致，可找来看看。

你就会明白，官僚贪污昏庸，和道德没有关系！

其次，为什么明末的官员显得水平这么低？

要讲清这个问题，首先要说官场的地基：科举。

科举，本来有两个作用，一是牢笼治世，把天下的聪明人聚集在朝堂之中；二是选拔人才，把那些潜心学习四书五经的人才挑选出来做官。

这个制度创新确实是汉人智慧的结晶，在这种情况下选拔出来的官员，确实人品坏不到哪里去，这也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华夏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而所谓的八股文也没有我们后人想象的那么不堪。通过认真学习四书五经，经过孔老夫子的教诲，也出现了不少名臣，诸如三杨等人也是儒学的产物。

但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慢慢出现了，由于四书五经是有限的，不过就是那几本书而已，其中蕴含的道理，通过几百年的科考，也慢慢考得差不多了。

汉人在这方面的智慧是非常高的，于是很快就有出现精明的人了，琢磨出来了一种别样的方法。

在历年的科考中，大明朝的聪明人们想出了不少精彩的考题试卷和答卷，但也让四书五经可以考的内容越来越少，于是考题一方面呢越来越刁钻古怪，题目也越来越综合。

这就使得那些真正相信孔老夫子那一套，潜心学习之人难以招架。

那什么人能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呢？就是在明末各个大书院中学习之人。

这些大书院中的教习，大多都是致仕的官僚，回到家乡之后，利用官场的关系，结合自己的才学，潜心去研究历年的试卷。

而书院中的学子，也就不用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精读和背诵大量的四书五经。况且单单去学四书五经，是远远达不到科考的标准的。

于是各地书社、书院应运而生，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东林书院了。

这些各地的书院会让大明朝那些文人墨客中公认有水平的人，把各科文章编撰在一起，再写上自己的理解，让书院的学生经过蒙学之后，立即学习这些真题，通过题海战术提升自己的文章水平。

这时的举子，才真正变为了书呆子，这样的人大多都是资质平庸，但家中饶有家财、性格懦弱之人。

这样的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守规矩，颇受官场的欢迎。这也是晚明没有名臣出现的根本原因，诸如钱谦益等人，也大都是各地世家大族出身，与寻常百姓的距离，自然越来越远。

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后，本来靠着自己在家研读四书五经就能科考当官的平民百姓就再也没了进身之阶，也就有了不少聪明人遗留在民间，这也是明末好的文学作品、思想著作，大多出自民间的原因。也是这些人把明朝亲手送进了坟墓。

（笔者叹言：曾有人说明代也曾有过工商业文明发展，也有机会进入工业革命，但我想说的是，工业革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是商人逐利的本性带来了社会发展，但明末时候的商人，按照教员的说法，应该叫做官僚资本主义，他是依附于官僚的，他们也不仅仅是单纯的逐利，进入官僚系统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这与欧洲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明末的情况，是断然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

第四，朱由检为什么救不了大明？

我从一个小角度来说，就是朱由检的内帑。

关于这一点，史料实在繁多，但不过两个极端，一是后来投靠李自成、满清鞑子之人，大肆宣扬崇祯还有不少内帑，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崇祯到煤山上吊之时，内帑之中还足足有三千七百万两白银。

但依在下愚见，此事全是子虚乌有，若是崇祯真有这么多的银子，也不至于被逼到了这副田地，我们要真的相信这种论调，相信朱由检是一个宁愿死都不愿意拿出余财的人，实在是可笑至极了。

二是也有人说，崇祯自来便没有余财，这种说法也不可信，明朝皇帝作为明朝最大的地主，拥有着不少的土地。

在明世宗嘉靖年间，礼部尚书霍韬曾上奏疏，提到了明朝皇家在北直隶京郊一带的圈占民田数字，据他所查勘过顺天等府地方各项庄田地土，共计两千万亩（《明臣经济录》卷21，《查勘几内田土疏》），老朱家地主做派，自然是体现无疑了。

这基本上代表了京郊周边的良田都是皇家给圈占完了。当然，这些庄田并不全部都属于皇帝一个人，其中包括了给皇亲国戚、大臣太监的赐田。

除了北直隶的庄田，还有南直隶的官田。而且这些属于皇帝的庄田，是不用交纳田赋的，同时每年都会收入大量的田租，进入内帑，成为皇帝的人个小金库。

所以崇祯皇帝在继位之初，是不可能穷的。

而魏忠贤手上的钱，也是没有想象中的恐怖，魏大太监看起来权倾朝野，但真正掌权的时间却不过短短几年，以那些文官官僚的做派，只不过是借着魏忠贤的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罢了。

所以即使是崇祯皇帝抄了魏忠贤的家，也并没有解决边关的粮饷问题，要知道抄家的这部分收入，也并不是朱由检的，而是要归于户部的。

这也从侧面表现出来，魏忠贤看似名号很响，但只不过是那些士大夫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断夸大而已，真正的钱其实还在那些士大夫的手中。

现在有很多人吹捧一种论调，所谓的崇祯皇帝不杀魏忠贤，大明就不会亡。这种论调实在可笑，在他们的眼中，魏大太监好像把那些士大夫玩弄于手掌之中，只要不杀魏忠贤，朱由检就不会丧失对于各地的管控。

但依在下愚见，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恰恰是那些士大夫把魏忠贤玩弄于手掌之中。诸君看到这里先别着急，且听我娓娓道来，有无道理，看完再说。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无论魏忠贤权力多么的大，最多也就能达到皇帝的高度了不得了，但是即使是皇帝，也不敢说自己把满朝文武玩弄于手掌之中。文化程度就到那里的魏忠贤真的玩得过那些久经官场的官僚了吗？我看是不一定吧。

这一点即使是当初的朱元璋都是做不到的，这些士大夫之所以拥护魏忠贤，也并不全是畏惧他而已。

这些士大夫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不断为魏忠贤造势，达到自己穷征暴敛的目的！

在天启朝，只要不断的吹捧魏忠贤，这些士大夫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所有恶名都推到魏忠贤头上，而自己却闷声发大财。

这些官僚只不过看起来对魏忠贤百依百顺，实则不断搜刮民脂民膏而已，等到最后再把所有的锅往皇帝也好、魏忠贤也好，往他们身上一推，则万事大吉。

你以为崔呈秀这样的人就能算得上聪明人吗？在官场中选边站，这就叫投机取巧，这样的人尽管权倾一时但每每新任领导上台就必死无疑！

所以真正聪明的官僚恰恰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不仅赚到了银子，还善于隐藏自己，以至于换了几代天子，都还能保全家富贵无忧。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崇祯元年，户部尚书毕自严上疏的《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疏》专门提到，自辽事以来，泰昌、天启两个皇帝挪用内帑来支援辽东战场的情况：

就天启元年蓟密永设立新兵之日论之，彼时内帑充溢，辇金分驰，原非专靠加派银两。臣部前任尚书李汝华刊有皇恩大赉一录，备载累年发帑数目，臣简阅之。自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起至天启四年十一月终止，共发过帑银1938万有奇，饷安得丕盈，迄今内帑空虚无论，已即加派一项，渐积益蠲留至176万有奇，饷额安得不缺。

在万历皇帝死后，继任的泰昌、天启，将万历积累的大量小金库，都用于支援辽东战场，短短五年期间就花了1938万两。从这个角度看，天启皇帝虽然贪玩，但真的不昏庸。而魏忠贤看似奸佞，也并非真的祸国殃民。

我这里不是为了魏忠贤翻案，魏忠贤的案没什么好翻的，魏忠贤虽然没有拿到手多少钱，但满足于士大夫为他编造的九千岁的梦境，满足于他那儿孙们对他的百依百顺，这确实激发了明末官僚阶级集体贪污的恶行，也激化了明代官僚阶级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所以明朝亡于魏忠贤和明朝亡于士大夫是一个道理，说的是一个事情，大家也就别争论了，实在没案好翻。因为拿到皇帝权力的魏忠贤并没有能力治理这些官僚，反而纵容了他们，这是甩不开的罪责！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表达一点，对于坐在皇宫中的人来说，看似贵为天子，实则不过是被大臣绑架的囚徒而已。

无论是魏忠贤也好，朱由检也罢，都不能逃脱这种掌控。只不过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大臣们只会吹捧自己队伍中出现的忠臣烈子，而过度贬低皇帝而已，这在朱由检身上、魏忠贤身上、乃至于慈禧雍正身上，都是如此。

最后：既然官员不愿意打，文官不会打，为什么不用地方团练？

不好意思，慈禧也是这样想的，当初面对太平天国（把他看成李自成），列强（把他看成后金），慈禧不也搞出了淮军，湘军？

但是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最后推倒满清的，不就是北洋军阀？（湘军、淮军的衍生物。）

读历史读到了这里，实在让人悲叹不已，只能哀叹一声：可笑的人类，可笑的游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