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四年（1344年），是个特殊之年。对朱重八来说，这一年，是人生最大的转折之年，是一生中永远都无法遗忘的一年。
蝗灾和瘟疫蔓延，黄河泛滥，两大灾难让淮河流域的几十万百姓沦为灾民，流离其所，形成了灾民逃荒的“巨浪”，横尸片野，社会一片混乱，千里之内生灵涂炭。
元朝的统治阶级首脑应该收到地方官员上报的严重受灾情况。
他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赈灾，把灾区老百姓安顿好。
其次是怎样修河堤，如何治理河水泛滥，减小老百姓的受灾面积。
其三是如何控制疾病蔓延传播，救济老百姓的生命。
其四是如何治理蝗虫，减少对庄稼的危害。
可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把灾害当回事，压根就没打算修河堤、治河水。
他们根本就没把老百姓当人看，反而出现幸灾乐祸，认为老百姓死的越多越好，省得随时提防着老百姓造反。
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治理蝗虫，在他们心里庄稼是老百姓的，跟他们无关。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旱灾、洪灾、蝗灾、地震等之类的灾难还少吗？这次也不例外。
元政府为什么会视百姓灾害而不顾，采取消极、不作为的态度对待呢？
不外乎就是集权首脑的昏庸糊涂，官僚阶层的尔虞我诈，忠臣与奸臣的矛盾冲突，满脑袋的铜钱利益。
忠臣只对统治者首脑负责，不对百姓负责；奸臣只对自己负责。忠臣不建议赈灾百姓，奸臣建议赈灾百姓。
忠臣不建议修河堤，奸臣建议修河堤；忠臣不建议治理蝗灾，奸臣建议治理蝗灾。
忠诚不建议救治百姓，奸臣建议救治百姓。忠臣与奸臣，他们心里的小九九有谁不知道呢？
忠臣怕奸臣贪污，奸臣怕没有机会贪污。这一切归结于统治者首脑的昏庸和糊涂，受苦受难的只有老百姓。
元朝统治者蒙古人，把人分为四等：一等人蒙古人，二等人色盲人，三、四等人汉人（南方的汉族人）和南人（北方除了蒙古族以为的少数民族）（《蒙兀儿史记》卷六），是贱民。
三、四等人口占元朝总人口的80%。统治者蒙古人不劳而获，享受着汉人和南人的劳动果实及财产，却又不对汉人、南人履职履职。
难道他们就不清楚，没有了汉人和南人这些老百姓撑着，他们统治谁？没有了汉人和南人这些老百姓的劳作，他们吃什么？
没有了汉人和南人这些老百姓的财产，他们哪来的奢侈淫秽的费用？
元朝统治者首脑的昏庸糊涂，元朝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老百姓对元朝政府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
尤其是朱重八，对元朝统治者的不作为特别不满意。
这两场灾难，为元朝的灭亡埋下了炸药包，埋下的炸药足够毁掉几个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