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日军占领了南昌，“银联”立即组织发动会众为难民老人儿童爱心募捐，劝募寒衣，国货义卖，节约救难，宣传抗日，激励军民斗志，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学联一直奉行“隐蔽精干”的原则，在“银联”的推动上也是如此，用统战方式赢得金融界管理层的合法认同和租界当局的注册许可，影响力倍增。
可是非营利性的群众俱乐部，经费成了一大难题。
这可难不倒顾培风，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与何木兰创造条件，先后开设了8种补习班：语文、英文、世界语、日文、俄文、新文字、银行会计、簿记以及11种研究会：银行实务、金融问题、社会问题、经济学、哲学、英文、图画、书法、金石、摄影、漫画还有6种体育活动：篮球、乒乓、网球、武术、游泳、弹子甚至2种座谈会：时事、文艺等来筹集资金。在群众文娱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同时还筹办了“中外假钞展览会”“慈善音乐大会”“国货义卖”“古今柬帖展览会”等，以特色服务吸收银钱业职员。
置身“孤岛”沉闷压抑的环境，正当的联谊活动可以消除各业界的隔阂，团结银钱业同仁，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沦陷区人民当“亡国奴”的屈辱，舒缓了高强度柜面工作带来的紧张压力，让银钱业人员从救亡图存事业及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奉献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
1939年5月5日，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
崔中石想过很多种自己或被逮捕或被羁押的场景，只是没想到最快来的是叶士钊。
他是来锄奸的。当然被“锄奸”前他有辩解的机会。
叶士钊是替重庆方面来问话的：“崔主任，上海央行军需跟物资配给借款出了很大亏空，相关人员王蒲臣前两年伏法了，马汉山逃到了上海。之前上海中央银行金库的账是你在管吧，有没有什么私情牵连，比如牵涉何希龄行长的。”
崔中石：“我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金库副主任，我回答的都是公事，不牵任何私情。”
“那就好。”叶士钊，“请说吧。”
崔中石：“国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几百万军队的军需当然都是由中央银行拨款，而五大城市的物资配给当然也是由中央银行借款。具体到上海，当然由中央银行拨款、借款。可是，中央银行只负责拔款、借款。给军队的拨款是直接按南京的要求拨给军事物资管理委员会，给城市物资的借款也是按照南京的要求直接借给民事物资调配委员会。至于从哪些渠道购买军需物资、民生物资，那都是两个委员会的事。中央银行不负责购买。不知道我回答清楚没有？”
“哦——”叶士钊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回答，却故意拖了一个长音，“这样说来，央行早就将该拨的款、该借的款都拨借到位了。因此无论是军需物资还是民生物资出现了侵吞或者是少拨甚至不拨的情况，都与你们央行无关。崔副主任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崔中石仍然站在那里，不卑不亢：“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必须再问一个问题了。”叶士钊说完这句突然加重了语气，
“钱该拨的已经拨出去了，该借的也已经借出去了，为什么账还要在你们央行走?”问到这里他紧盯着崔中石的眼。
崔中石的目光却始终望在叶士钊身上：“中央银行有明文规定，凡从本行拨出去和借出去的款项都必须在本行走账，以保证专款专用。”
叶士钊：“那你们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是不是都用在购买军需物资和民生物资上，是不是每一笔款的去向和使用在账上都有体现?”
崔中石：“我们有责任监督拨出去的钱和借出去的钱，尽量都用在专款专用上。”
叶士钊：“这我就听不懂了。崔副主任的意思到底是专款专用了还是专款没有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