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雨白起立，说话间总会看向孔燕问：“我了解得不多，大家多指正。韩非，后世人尊称其为‘韩非子’或‘韩子’，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
孔燕问给她补充，“说”在这里读shuì，是游说的意思；“难”读nán，是指困难。所以“说难”即游说的困难。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即君主）的主观好恶，指出为了游说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触犯人主的“逆鳞”。
《孤愤》里讲，通晓统治策略的人，必然识见高远、明察秋毫；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必须坚决果断、刚强正直；所谓重臣，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破尔法律来为私家牟利，损害国家来便利自家，势力能够控制君主。
懂得统治策略的人明察秋毫，他们的主张若被采纳，自身若被任用，将会洞察重臣的阴谋诡计；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刚强正直，他们的主张若被采纳，自身若被任用，将会矫正重臣的邪恶行为。因此，懂得策略和善用法治的人若被任用，那么位尊权重之臣必定为法律准绳所不容。这样说来，懂法依法的人与当权的重臣，是不可并存的仇敌。
郑别间最后讲了《诗》三百篇。
《诗》三百篇其实就是说《诗经》。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称它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汉时它被尊为儒家经典，才被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标志着我国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
这个时候秦若盈终于找到了机会：“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而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
郑别间告诉大家，以后他们六个之中若有人能加入文学创作者的行列，一定也要写那些反映民生疾苦，为民服务的好作品。
随后，他又把剩余几句话解释了一下，此书作者不确定，而且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
孔燕问听后，想起他曾发现的那本郑别间的手稿:“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您也有没能解决的怨愤之事吧，就让我们来替您完成吧。”
这“怨愤”之事，当时郑别间没有说下去，华纬他们也就没深究。但是，正当大家回到侠探社，准备策划刺杀“老板”的新计划时，郑别间却来了。
他不只是来了，还把“怨愤之事”说给了侠探小队听：“当年，我与唐艳芙争执，导致侠探队分裂的故事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可你们不知道的是，我们具体争执了什么。听完这个，你们再决定，对‘老板’如何下手吧。”
“您……知道我们的计……不对，您也知道现在的‘茹义’就是‘老板’！”华纬第一个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