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皇帝主动出击式的连连发问，大臣们的面色虽还能勉强保持镇定，实则心中已不是尴尬二字能够形容。
他们的心中更是控制不住的升起了寒意：皇帝说农夫宁可将自家的土地白白献给别人、做别人的佃户，宁可拿出五成的收入献给主家，这不是骂人揭短吗？最骇人的是，皇帝怎么会知道这些？田亩收成，民间租佃分成，长于深宫的皇帝是怎么知道的？方才还只说高额田租，现在却连诡寄投献都说了出来......真是要撕破脸吗？
大曌朝廷规定的田赋其实非常低，最常见的就是民田的三升三合五勺，也就是三分之一斗，即令这田地贫瘠到极点，只能收三四斗，几十斤粮食，这么低的田赋也不过是瘠田收成的一成，大约百分之十；若按常见的一石收成来算，大约也就是百分之三多一点。这样的田赋，若没有特权阶层的一文不纳，若没有贪官污吏利用权力勾连士绅的私加滥派，老百姓的日子可以过得很不错。
当然，这里面江浙是个例外，江浙作为张士诚的故地，遭受的是太祖惩罚性的重赋，大约是总收成的两成，百分之二十。
前面苏茂相说按田地肥瘠分等，其实大曌的田地等级多达数百等，划分极细。而这极细的划分，在皇朝的中后期并不能继续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这极多的田地等级中，张士诚故地的税赋等级是最高的。
但是，这些都是在没考虑私加滥派和实际上由县令与奸猾小吏说了算的徭役的情况下。
王战看史书的时候也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性书籍和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枝枝蔓蔓的了解了许多细节，虽此时还没有派出人手去大曌民间打探，但相类的时世，加上从那些流民新兵嘴里得到的情况佐证，料来并无太大出入，因此才敢这样说。
方才说到田赋与收成、说到“投献者拿出五成的收入献给主家”的时候，没有一个大臣站出来反驳，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王战看过的万历十三年的《顺德县志》就记载，在顺德，佃农与地主五五分成，有佃农每亩向地主缴纳九斗，这也就证明，顺德这个地主的田，一亩地亩产大概可达到一石八斗。而广东顺德可是一年三熟，按年总收成五石四斗算，年赋一斗不过是总收成的五十四分之一，远低于之前百分之三的朝廷税率，更是远远低于民间田租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实际税率，只相当于民间实际税率的二十七分之一，可谓是天地相隔。
这还只是广东地区的普通水平，绝对不是中上田的水平。
大曌承平二百多年，华夏百姓又是勤劳智慧，舍得下力气精耕细作，又善于利用一切增加土壤肥力，粪肥只是寻常，吃剩的骨头、螺壳，酒糟、糖渣、豆渣、油渣，蚌壳蚝灰、黑矾卤水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利用起来，有机无机混合堆肥，令土地亩产比国初大幅增加，生产发展稳步向前。
江浙湖广等地的普通水田，一年两熟，一年所得水稻原粮、也就是没脱壳的稻子稳定在四到六石之间，脱壳之后得到白米约两石八斗到四石二斗之间，这是一年的总收成。而上田一年原粮产量则可达十石；广东广西一年三熟，最上等的水田，一年所得水稻原粮总收成可达十二石，脱壳之后大约八石五斗。甚至有记载说全年三熟能达到惊人的十五石左右，脱壳之后就是十石五斗白米。
在这种收成的地区，相比于民间通行的至少五五分成的田租，王战新定的田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王战看来，这种五五分成的客观存在恰恰也从侧面表明，此时的官吏士绅勾结起来的私加滥派和沉重的徭役对农民的负担究竟重到了什么程度，才能让农民接受五五分成这么高的田租去做佃户——这可是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税率，一年的收成要拿出一半交给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