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李邦华等人的神态，王战微微一笑，心里明白他们的感受。
此时的士大夫，最高的追求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们期待英明的皇帝，但独断的君主无论多么英明，都不为他们所喜，至少是不能得到他们十分的喜爱。他们心中的圣君是为人宽和、礼贤下士的洪武太祖的儿子太子标，却不是太祖本身。就像后来的泰昌帝，也就是天启的父亲，虽然短命，却也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赞誉一样，要么皇帝对他们表现得礼贤下士、言听计从，要么他们必须明确感觉到自己对皇帝的“匡扶”甚至是“纠偏”、感觉到皇帝需要他们的“匡扶”和“纠偏”才能发自内心的高兴，这是他们从不曾宣之于口却绝对深藏在思想深处的潜意识。
两世为人，兼且读史，王战自然知道他们的想法。
知道，却并不打算迁就。
“这些人涉及东金，事关边塞，其族中多有子弟做官，更有子弟在军中为将，枝枝蔓蔓、盘根错节，所以朕才行此非常之举，没有事先通知任何朝中大臣，也没有先动用三法司，以免走漏风声。”王战既不计较李邦华等人的那点小心思，也不讳言，将自己的担心直白地说了出来，直指问题的核心。
“......”
李邦华闻言一愕，其余人等闻言也是一声暗叹。他们自然知道，如今的大曌商人，名义上还是四民之末，可事实上绝非如此。这些商人不仅培养族中子弟读书科举，更有那目光长远的，常常资助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多年不求回报，这样的寒门子弟一朝高中，不问可知，自然就会成为背后商家的利益代言人。
平时这些商家自然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而恶形恶状、做些横行乡里的低劣之举，然而当国朝大政与背后赞助多年的商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这些被资助过的人站在哪一边是可以想象的，而这种站位在此时又是符合朴素的道义道德的：
此时的世道，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农民若想出头，单只是辛苦劳作是不行的，除了全家勤于农事，还要节俭，利用节俭攒下的钱买更多的地，多到需要雇佣佃农干活的时候就踏上了一个台阶，成为了最普通的地主，也就是城里人蔑称的土地主。成了土地主，家有余财，有心的就开始供孩子读书了，一旦科举有成，则再一次踏上一个明显的台阶，说是一步登天也不为过——从此成为了士绅之家，县太爷见到这样的人家也是要客气礼貌的。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积累，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学业和科举，而是全家几代人节衣缩食地积累、供养才能完成的事业。几代积累的同时是历经几代的人口繁衍，家自然也壮大成了家族，也因此，此时科举有成去做官的人是要照顾全家全族的——他成功的背后就是全家全族节衣缩食对他的供养——否则便要遭到唾骂，成为整个世道人心所唾弃的忘恩负义的不义之人，成为不道德的典型。
所以在此时，无论是商贾自己家的做官子弟还是被商贾资助过的举人、进士、官员，天然是要站在资助者一边的，哪怕是要为此泄露朝堂大政机密、哪怕是要做一些干涉词讼断案的枉法之举。
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大明的名人、散文家归有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曾经诉苦说“不能避难他迁，因为离开昆山则必须带着百余口族人同行”——不想帮着亲人欺凌乡里、干扰断案，想自己避开是非一个人去潇洒是不可能的，一定会臭名远扬、会被骂成不照顾亲人的忘恩负义之徒。
彼世的阿卖锐啃黑手党同样如此：资助自家人和自家地盘上某些穷人子弟读书，然后帮他们进入政界、警界或是成为律师。目的一目了然，效果也十分显著。谁都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谁都想要更高的地位和财富，有了想法自然反应到行动上，古与今、中与外、商人与歹徒，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人同此心、心同此行。
事实上，大曌此时的朝堂议事，无论定与未定，所议之事都是市井皆知，一个个官员如同大嘴巴——有许多就是为了利用民间尤其是士子的舆论来对抗皇帝，故意泄露。因此，不用说商家，就是东奴打探消息也是容易无比。
此时大臣们拿在手中的密报上也写得很清楚，这些家晋商此次被抓起来的亲属中有上百名大小官员，文武皆有，内地边关皆有，另有近百名没有亲缘关系的各色大小官吏与他们沆瀣一气，所有人皆是证据确凿。这些官员，没有哪一个是没有证据、仅仅因为是晋商的家人就抓起来的。
“微臣......明白了。”听了皇帝的话，看看那些证据，想想平时朝堂消息的走漏，皇帝又已经明确由三法司在南、北都察院和六科监察之下进行审断，李邦华和袁可立对视一眼，终于不再多说什么。
被他们说成是屈打成招主角的厂卫自然也不会发出声音，当然，他们也没有发声的资格。
此时乾清宫中的锦衣卫，除了这些新军中人，还有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锦衣卫官员也是面色如常，在李邦华说出那番话之后也没有生气的表情，这个人就是此次晋商行动的锦衣卫首领，魏忠贤的亲信，五彪之一的许显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