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的表情清晰的落在了王战眼里。
王战知道刘宗周为什么皱眉，也知道翰林们为什么苦脸，但王战意图明确而坚定：新科进士必须从基层做起。
以后的翰林院将会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咨询机构、一个老年机构，最多是中老年机构，决不能是青年机构、毕业生机构。翰林院将近似与阁老并列，成为阁老的补充和制衡。
皇权也必须要下乡，乡长会成为最基层的综合性人才，因为除了巡捕司，其他部司是不设立到乡的，乡长必然成为民政方面的通才，众多的乡长就是三十年后的阁老人才池，真正的“宰相必起于州县”。
至于人员扩充导致的俸禄翻倍甚至翻几倍，那是必然也必须的，而与之相伴的，不算商税、矿税，只要田赋新政在有力的监察下推行下去，随之而来的好处必然是国用大增，施政有力，是全大曌拧成一股绳。这些增加的俸禄完全不是问题，得到远远大于付出。
另外，此番改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有经验的朝臣都提供一个上升通道，都有希望在五年之后成为阁老，最多十年。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党争，减少互相之间斗得你死我活、误了国事的可能，毕竟人人都有了上升的机会，你再厉害，两任之后也要换人。而阁老任满之后进入翰林院做国务咨政，清贵尊荣，也避免了有经验的人才流失。
看着各怀心腹事的臣子，王战接着说：
“我大曌的官员本来就有任期考核制度，从此以后，不仅是阁老，凡领取朝廷所发俸禄者，无论兵、将、官、吏，文、武，皆实行同样的任期考核轮调制，到期轮调，绝不允许哪个人在一地长久为官为吏、为兵为将、盘根错节。”
具体的体制架构初步调整完毕，任期制之后，王战继续向下推行轮调制度。
王战彼世读史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思考，同样的情况自己如何处理，读到唐宋历史的时候就曾经翻来覆去的思考过如何避免二朝各自的弊病，既要国富兵强，又要避免藩镇，今日宣布的体制架构与律法制度便是一直以来思考的结果。
大曌的官是流官，到了任期即走，吏则并非流吏，而是坐地户：就算朝廷规定了吏员三年一考、九年三考，考满便调至异地任用，但实际上，许多吏员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一身实务本领，父亲调走了，儿子同样为吏，如此世代为吏，在地方上成了一户户吏员世家，且互相勾结、彼此庇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户部的小吏，这些在户部承担几乎所有数算统计等实务的小吏，几乎全是绍兴人，世世代代。
王战现在推行的新制度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一则避免吏员长期原地不动甚至世袭，与地方士绅商贾勾结形成山头势力，为祸乡里，架空县令，致使国朝政令难行；二则避免军中某些人在一地长久经营做大、形成藩镇。
至于军队也实行轮调制，会不会像宋朝那样因为将不知兵、兵不识将而影响战斗力，王战相信不会：像自己这样的标准化训练，士兵战斗力的生成完全不依赖于某个名将，任何一部分士兵配合任何一个调任的将领，都能打一样的仗，何况还有宣导官的思想教育，战力只会高、不会低。
“圣上，频繁异地轮调，小吏之家人、家业、田产如何照看？须知小吏多为本乡本土之人，世代在一地生息，其优点便是熟悉一地民生事务，贸然轮调，此法恐有碍民生啊。”皇帝话音方落，新任北都察院总宪、左都御史袁可立出班启奏，说话间面色有些凝重。
在他看来，吏员收入微薄，若像所有官员一样轮调，经常异地搬家，恐怕会大大的损害吏员的家境。只不过他通过邸报和孙承宗对皇帝也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加上刚才所见皇帝论断之严密，所以不自觉的开始相信皇帝定有安排，是以出言并不激烈，表现出的更多是担忧。
“袁爱卿所虑有理。大曌县令以上的官员自有府衙居住，小吏却不行，三年一搬家确实是负担，所以朕打算在所有府县建立公廨。”王战认为袁可立的担忧是对的，因为他之前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在推出轮调制之前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