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从西北南下，裹挟黄沙，犹如万马奔腾，一路掠过“青黄”的草场。
这是草原的九月，也是满洲里的九月。从XBEHYQ向北出发，靠着呼伦湖畔驱车一百多公里便能到达这座二十世纪初才被重新命名的城市。
如此说——好像在这之前——满洲里就像一粒蒙尘的珍珠，被历史所遗忘。而在蒙古人眼里，这是天然的牧场，连原称“霍勒津布拉格”都是“旺盛的泉水”的意思。然而历经近代，肥沃的草场逐渐满足不了“北方豪强”蠢蠢欲动的野心。连“海”一样宽阔的呼伦湖都被撇下，目光所及，只有远东的古朴、繁华以及苍凉。
1894年，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BJ。翌年，沙皇俄国为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决定修建一条贯穿中国东北的铁路，便趁李中堂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大典之际，逼迫清政府在这里敲下第一块铁。由此，一个因铁路而得名的“新”城市便高高矗立在蒙古高原“贫瘠”的草被上。
对于这个因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国门的“老大帝国”来说，朝不保夕仿佛是生活的全部。洋务运动搞过，三大水师建立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口号喊了几十年也没让清军在朝鲜战场坚持几十天。国力疲敝，强敌环伺。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日本足以在十九世纪末逼迫大清国签订《马关条约》，三百万卢布的酬金也足以让李文忠在二十世纪初电催清政府画押《中俄密约》。
邦国殄瘁，山河破碎。从九龙新界到四口通商，从外兴安岭到台湾列岛。短短六十年，一百七十多万领土和十三亿两白银便“拱手让人”。这样看，一座小小的满洲里和一段短短的东清铁路在统治者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可有志之士并不甘心政府的不作为。他们明白所谓“中俄共同防御日本”只是沙俄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抛出的幌子。果不其然，就在霍勒津布拉格改名为满洲里的第三年，俄国就单方面违背“东三省”分期撤兵的约定，还变本加厉的提出“七条”强迫清政府接受。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即使如此，即便丧失主权，面对咄咄逼人的沙俄，清政府依旧选择妥协。也许是粉饰太平太久，也就自以为天下太平！彼时的中国最缺的就是一个敢于站出来喊出“皇帝新衣”的孩子。
王文韶之子是个不错的选择，他手里握有《中俄密约》原文，又接近权利中心，对政府一味的委曲求全早就心怀不满。可身为权贵，难以放弃的太多，做个协助者已是最多。“一剑封喉”的使命交给的还是“一无所有”的沈荩。
沈荩是勇敢的，这点像极了他故友谭嗣同。五年了，距离那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已经过去五年了。随着康梁二人逃亡日本，戊戌六君子伏诛，光绪帝被囚瀛台，一切早该烟消云散。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还是遇到了自己的下半句——“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这种心情，庆宽和吴士钊之辈是不会懂得。一个旗人，一个前翰林，尸位素餐多年。上不能匡国主，下不能益臣民。共事尚可，谋事堪忧！
这是沈荩眼光的错误，就如同五年前维新党派错信袁世凯一样。历史也爱开这种玩笑，有志之士往往被身边人出卖而落得功亏一篑。秦有韩非李斯，宋有王安石吕惠卿，清有陈梦雷李光地。此种事例，不胜枚举。但一时成败，也难论英雄。李斯官至宰相，法家还以韩非为荣；吕惠卿一朝得势，也难敌宦海浮沉；李光地舌灿莲花，《绝交书》还是道出“蜡丸疏”始末。
由此看，沈荩也是幸运。有庆宽、吴士钊相衬，他的人格是伟大的。有《天津西报》相帮，他的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而一个旧有的国家想崛起，一味的忍辱负重和盲目学习是没用的。传统的壁垒想打破，不付出流血的代价是办不到的！不怕牺牲，不畏权贵，不惧失败，也不是泛泛而谈。在清王朝末期六十多年黑暗屈辱的日子里，谭嗣同不是第一个为挣开光明而流血的人，沈荩也不是最后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深谙这个道理。即便身为一个外国人、中立方，在怀着对同行尊敬和对烈士牺牲的悲愤心情下，他也不愿看到沙俄在中国东北一家独大，新生的日本为非作歹。由此，经过精心挑拨，一场决定未来远东政治、经济、地位的“日俄战争”便在他的笔头被打响。
整个中国东北被划分为战场，新兴的满洲里也将直面战火的荼毒。
（二）
想写满洲里，除了一直绕不开的历史问题，还有一面呼伦湖。过路人流连它的美好，归乡客难忘它的恬静，相逢者哀婉它的过去。我不知道自己该分属哪一个阵营，只觉得车头刚过它的视线，就开始想念。
九月的草原，本是个多风的季节，现在却偏偏下起了雨。远处群山枯黄的草色被雨染成墨黑色，深深倒映在呼伦湖起伏不定的湖面上。偶有一朵白浪被掀起，马匹就趁机逃离。牧马人手持套马杆，急急忙忙的追赶，丝毫不理后面慢悠悠的羊群。吉普车翻过草坡，泥水随车轮四溅，惊飞湖中群鸟。雨势越来越大，眼前、湖中、远山景色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分不清彼此。群鸟在我眼前飞行，骏马在我身边奔驰，而身后，不远的身后，是不断被搅动的湛蓝的湖水。某一刹那，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行驶在呼伦湖畔，还是呼伦湖行驶在自己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