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周这一路上都在紧紧盯着局势。
从家里出来的那一刻起。
自己就像身处一条在风浪中前进的小船之上。
他的前路就是那时而充满波涛，时而又变幻不定的航道。
毫无疑问，他成了小船的舵手。
船上不仅有他这个掌舵的船长。
还载有另外两名乘客。
若说的更大些，恐怕还不止以上三人。
周家的父女二人在船上。
此刻站在自己旁边的王祥在船上。
昨夜跟着自己一起去府军前卫抄家审讯的本卫士兵也在船上。
甚至连本卫上下所有人的身家性命，也在船上。
故而，李周可没有王祥这般有“闲情逸致”。
还能抽空联想大明朝的文武地位问题。
他关心的是自己未来的道路究竟如何？
是否能安全靠岸。
这才当下最是重要的事。
至于王祥联想的那个文武问题。
只要自己能顺利的活下来。
而且活得够久，那必然会遇到。
自古以来，文武关系，对立是常态。
双方和谐相处反而是——变态。
自战国时期文武逐渐剥离，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身份开始。
总的趋势是两者的差别越来越大，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
对于个人而言，因为这种身份的剥离，职业的细化。
带来的并非都是好事。
在某件事上越专精就意味着在通博上的欠缺越大。
按李周前世的话说就是：
“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人被固定在一条看得到头的跑道上奔跑。
无法转换赛道。
那么，自身的眼光气局也就越来越狭窄。
职业之间相互隔阂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大。
彼此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
这也是逻辑和事态发展的必然。
平时还好说，如果到了要做出重大抉择的时候。
面临所谓的历史转折关口。
这种文武之间的隔阂和对立所带来的问题。
在历史上上演了一出出一幕幕的悲喜剧。
周而复始，重复不绝。
战国之前，出将入相是一种常态。
战国之后就渐渐变态。
比如，现在的大明洪武年间。
要说起现如今洪武朝的文武关系，可用八个字来概括。
“高下立判，泾渭分明”。
说这二者关系高下立判。
是因为你只要用眼睛这么一瞧。
甚至都不用用正眼认真去瞧。
只要用眼睛的余光在哪个犄角旮旯那么一扫。
那谁大谁小，孰高孰低。
是一目了然。
大明朝以武立国不假。
但哪个朝代不是从战争中走来？
血火里建立的？
怎么到了这大明朝，这文武关系看着就显得如此的扎眼呢？
就拿这统兵征战来说。
大明还在草创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上市融资，成为元末群雄中的优质股。
那会这征战沙场指挥调遣的重责大任，可没有开国之后鲜明。
不管是文是武，你只要能打。
你就可以上去练练。
所谓“黑猫黄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你要是在战场这个舞台上练得好，不光你可以练。
你儿子还可以接着练。
那有人说了，李周不就是这样的嘛。
他爹李显是金吾卫的百户。
马革裹尸死在云南，他儿子就能继承老子的官位。
是，也不是。
同样都是继承。
李周的继承是“公”的任命。
之前的继承是“私”的传承。
李周继承他爹的百户职位。
但是他手下这些丘八不属于他个人。
他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而明开国之前的情况不一样。
就拿一个文人来举例。
比如浙东有个章溢。
他和刘基、宋濂、叶升三人号称“浙东四先生”。
他和其他三位先生的专业不同，
他的主要业务就是打仗。
他打得挺好，但是活得不长。
洪武初年就死了。
但是他的部下和军队就归他的儿子章存道继承了。
也就是说文人也可以从武。
也可以领兵。
甚至你死了，儿子也可以继承。
你的，就是你的。
这些人姓朱，他也姓章。
这就有些像汉末三国时期的所谓“部曲”。
三国时这种“部曲”制度谁家最盛？
东吴。
周瑜死前在遗表里向孙权提出请求。
把原本约定俗成的，该由自己儿子继承的本部人马让给鲁肃。
孙权一看也就答应了。
另外调拨人马给周瑜的儿子继承。
军队和部下是私人的。
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在军中服役的大头兵们。
在名义上都要效忠于君主。
但是在实际指挥与传承上，则另有一套运行逻辑。
君主对此也得妥协和认同。
这一点，同样是立业于南京的大明朝，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