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事情无限展开，最后的落脚点都是那个冬天，决定写日记前，我要把那个冬天的事一股脑都写下去。
写下上面一行字的时候，我的食指已经被钢笔印出深深的凹槽，竭力提住才能避免笔头贯彻纸张。
人即便是在日记里也习惯美化自己的回忆，但我唯恐自己的恨意不能表露出来。我发誓，无论看到这本日记的人是谁。无论是未来的我，还是其他人。我发誓，没有一个字是美化后的，只有语言贫瘠造成的情感贫瘠。
我扛着锄头朝家里走去，后面跟着提着空粪桶的弟弟，弟弟喜欢踩着我的脚印行走，所以长长的土泥路看起来只有两行脚印。
那是那年的第一场雪，我感觉鼻头微凉，向空中伸出手掌，透明物在手心坠落，化成水流淌在纹路里。
路渐渐开阔起来，我们进入了村子，迎面碰到的人也多了起来。奇怪的是，每个和我们碰面的人大多神色不自在，也都会加快步伐，只会对我俩强硬地一笑并点点头。
我拦住了平日交好的李大伯，他神色复杂地劝我快回家看看。
我当时脑子一空，感觉天旋地转起来，一般家里发生了大祸事，其他人才会说出这句话。我把锄头扔在路的一旁，弟弟也放下粪桶，跟着我狂奔。
当我赶到家里的时候，家已称不上“家”这个称号了，只有一堆灰烬和几根没烧干净的栋梁，还有几个警察和法医在做调查。
实在提不起笔写下那天的事，警察说是家里灶台的火没熄灭，顺着草垛燃烧了房子，我们的父母也在这场大火里失去生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送往医院，抢救无效。
剩下的三天里，我们没吃下一顿饭，没睡过一次觉。按照别人的指示麻木地行动，拿高昂的治疗费用账单，销户，买棺材，举办葬礼，暂住原本拆迁用的安置房。没有多余的精力支持我们更多的想法，我虽然没有看到过那场大火，但那三天就好像被困在了一场大火中。
等一切尘埃落地，村长李宏富拿着拆迁协议书来到安置房里，我的思维活泛了起来。
一个月前，李宏富拿着一模一样的拆迁协议书来到家里，要求我的父母签字，被我的父亲直接拒绝。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村民的家里，李宏富吃了一鼻子的灰。
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签，母亲一边剁着肉一边咒骂李宏富，说他克扣拆迁款，最后自己到手的拆迁款比建房子的钱还少，而且拆迁的地方要被规划成造纸厂，安置的房屋离造纸厂就几百米，隔壁村前几年也是修建了造纸厂，去年就有好几个得了癌症的。
二十天前，李宏富又来到了家里，但这次带上了几个挂着金链子的彪形大汉，我们一家四口一起把他们轰出去。村里有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在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签，母亲一边扫着地一边叹着气，说这些村民都是无依无靠的人，他们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半个月前，李宏富带着我的表舅来到家里，表舅顺着眼，说了一大堆好处，低头劝父亲签字，父亲掀开桌子，怒斥表舅白眼狼，把表舅打出房子。村里又有一半的人在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签，母亲一边擦着供桌一边让我滚。我问了隔壁的李大伯，他说我家的房子是世代相传，有了感情。更何况拆迁要连着我家的祖坟拆，父亲和母亲当然不能同意。
一个星期前，一辆挖掘机轰隆隆地来到我们家门前，旁边跟着李宏富和一大堆人，当然，还有李宏富手里的拆迁协议书。父亲叫我和弟弟拿起铁钉耙，我们三个人挡在挖掘机前，铲斗离我们三就几厘米，我的汗水不停地流，最后挖掘机退缩了，我扛起钉耙，像打了胜仗一样。可是晚上的时候，母亲哭着劝父亲签字。村里除了我们这家，其他人全部签了字。
我问母亲我们为什么要签，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随后三天里，晚上的玻璃总是被石头砸碎，早上起来总是要捂着鼻子清理门前的粪便，还要时刻小心挂在院子里的衣服被淋上猪血。我和弟弟外出务农的时候，还总是碰到蛇和藏在草丛里的钉子，我们都知道是李宏富逼迫我们。
我们三个男人去村长办公室，狠狠地骂了一顿李宏富，把办公室里的物品都砸了个粉碎。
然后家里遭遇大火，所有的一切都烧成烟。
如今的李宏富，同样带着白色的拆迁协议书，脸挂着僵硬的笑容。
弟弟也意识到了火灾的端倪，脸从苍白一下就转成青紫色，随后冲出座位想要对着李宏富的头来一拳，却被李宏富带来的光头大汉抱住，弟弟的脸也由青紫变成血红色，像是一团火燃烧最旺时。弟弟被大汉死死按住手脚，营养不良的弟弟怎么拼得过满脸横肉的大汉呢？
我呼吸开始急促，手不由自主的颤抖，脚开始麻木起来，眼前一阵眩晕。我站起来，也冲出去，想掰开光头大汉的手救出弟弟，但另外一个络腮胡大汉也把我给抱住，死死地困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