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苏北一个普通的村庄，那里根深蒂固重男轻女。
她的爸爸妈妈在1973年至1983年十年内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三个是超生，她是家中的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弟弟姗姗来迟，给这个家庭的前十年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烦恼，妈妈因为没有一个儿子几乎活不下去，爸爸因为没有一个儿子在村里几乎无法立足，夫妻俩曾把所有的家当捆在一辆平板车上准备带着四个女儿搬家到全新的地方重新生活。
外公阻止了他们的搬家的行为，他虽然不那么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也不允许她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
最终弟弟还是来了，从根本上扭转了家里的整体氛围和乡村地位，爸爸妈妈才得以挺直腰杆。
虽然爸爸妈妈非要一个儿子不可，但对四个女儿也一样重视疼爱。
大姐、小二、小三、小四、弟弟年龄等差两岁，按次序长大入学，无一例外。
爸爸妈妈的宏大目标是让五个孩子全部读书走出去，而他们的最大任务就是挣钱给孩子们交学费。
当时，责任田的收入完全支撑不了养育五个孩子的费用，他们就想别的办法。
爸爸牵着他的牛去了稻田以北、河堤以外的沂河泄洪区，那里终年荒草丛生无人问津。若是夏季雨水泛滥、沂蒙山的水流到骆马湖，等骆马湖水位超过警戒线，嶂山大闸便会开闸泄洪，洪水裹胁着鱼虾一路向东，最初是中间的“龙沟”、两边低洼的外河沟里有水，随着水量不断增加，几天几夜后，整个五里宽的沂河成了黄汤汤的一片翻滚着的汪洋。
洪水过后，一些来自上游、被连根拔起的野草躺在黄泥上晒太阳，而本来扎根于本地的野草也顺流而下，谁也不知道它们旅游到了哪里，在哪里晒太阳或者是继续游着泳。
低洼的水塘里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鱼儿游来游去。
逮这些远道而来的鱼儿是整个村庄所有大人孩子都喜欢的事情，叔叔对逮鱼的热衷和专业无人能及，虽然他从不吃鱼。
这样被洪水洗礼的日子加起来一年之中只有半个月左右，而且并不是每年的水量都大到能带走一切，爸爸在经过若干年仔细观察研究后，发现这块肥沃的土地可以大有作为，他在那里找到了供养五个孩子读书的希望。
起初，爸爸在沂河滩放牛、割青草，在夏季洪水消退后跟兄弟们一起逮鱼，后来，他大胆开荒沂河底种庄稼。
在他仔细的分析鼓励下，同村一位堂哥陪他一起扛起了犁。
他俩选了河床中最高的一块地，一个赶牛一个掌犁，一寸一寸翻起草根缠绕的黄土地，剔除每一根杂草、草根，捏碎每一个泥块，挖出整齐的水沟、围起小堤围。他们平分了茅草窝中开垦出来的几亩土地，分两季播种，秋种夏收的麦子是稳收的，而春种秋收的庄稼则命运叵测。
第一年春天，他们种了黄豆，豆荚起鼓的时候全部被洪水冲走了。
第二年春天，他们种了玉米，玉米抽樱时节一场洪水又带走了一切。
第三年，堂哥犹豫了，他在秋天的时候播了麦子种，初夏收割了一车麦子。其它整个五月到十月，土地荒芜着被野草卷土重来慢慢占领。
而爸爸，并不满足于冬天的一季麦子，也不愿意看着自己从野草脚下抢过来的土地在半年间再次沦陷。
爸爸带着妈妈起早贪黑继续开垦荒地，他们不停地互相说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算淹了，也就损失点种子钱。”农民算账的时候从来都是忽略劳动力成本的。
不计汗水的农民，在整个夏天日夜操心他的庄稼，洪水的任性让爸爸无计可施，他只能专心盯着自己的庄稼，他从玉米灌浆后就捡大个头的一根根往家里掰，太嫩的玉米棒煮给孩子们当零食吃，稍微成熟的就晒干存储起来。他从大豆开始起鼓的时候捡饱满的一粒粒摘回家，绿色的拨了炒毛豆吃，黄色的晒干出售或者榨大豆油。所以，无论洪水不来或者来，他或多或少都有所收获。
几年后，他们家在沂河底的“拾荒地”已近二十亩，远远超过了与集体签订的“包产到户”按人头分配的责任田。责任田需要两季上缴公粮，再除去种子、肥料、农药剩余并不多。但是自行开垦的荒地当时不在公家管理范围内，除了洪水扫荡，爸爸妈妈在沂河滩的所有收入都是自家的。
家里的收入有了保障以后，爸爸妈妈对孩子们豪言壮语：“只要你们考得上，爸妈就一直供你们读书，男孩女孩都一样。”
那个时候小学升初中是要考试的，升学率20%左右，大部分女孩子小学毕业前就辍学了，能考上初中的女孩子也很少继续读书，她们早早就因为学费问题加入放羊放牛做农活行列，初中毕业能考上中专、中师、高中的学生大概在10%左右，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家都是女孩子帮爸妈一起苦钱供家里的男孩子上学。
考上初中、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是孩子们年复一年的战斗。
而夏季沂河底的抢收就是爸爸妈妈年复一年的战斗。
洪水是慢慢涨起来的，第一天只是慢慢填满“龙沟”和外河沟，而“庄稼地”都在龙沟与外河沟之间较高的地势上。随着水位的渐渐升高，爸爸妈妈便开始在河堤上辩论。
妈妈性子急，她说：“赶紧收了吧，不然水再涨起来，人就过不去了。”
爸爸说：“再等等，都还没熟透，收回来连天雨，没法晒最后还是霉掉。”
妈妈等不了多久，又说：“要不少收点回来，好歹把种子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