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U化学诱变剂，能够广泛应用于斑马鱼的各个发育阶段，其诱变效率也很高，是筛选各器官发育突变体的重要手段。”钱余补充道，“同时，以Tol2转座子为基础，结合‘荧光蛋白’体系，获得组织表达特异性的‘转基因鱼’，也能便于筛选新的未知基因。”
“再利用‘CRISPR/Cas9’系统，辅助‘基因编辑’。譬如，可以把同一家族的几个关键基因‘集体沉默’，进一步寻找该发育信号通路中的其它‘潜在因子’。”
在这一次的实验室例会上，钱余和学生们探讨了斑马鱼突变体的“筛选策略”，也讲明了自己的“筛选意向”。
“当然了，这只是初步的计划，具体的实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细化……”
时间来到了四月底，临近五一假期。为了进一步拉近师生关系，研究所组织了“团建”活动。
所里的领导计划在周六集体踏青，接着让众人到“农家乐”解决午饭问题，下午结束后再回到研究所。不过不愿随车返程的师生，可以就地解散。
“若无特殊情况，请大家都务必参加。”
通知上特意用了彩色加粗字样，提醒各位师生不要无故缺席。
于是，钱余破天荒地取消了每周一次的组会。周六这天上午，三十多人在研究所门口集中，浩浩荡荡地朝目的地进发。
研究所距离活动地点，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大伙在大巴上聊了起来。
“钱老师，你以前在高校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参加过‘团建’活动么？”
钱余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应该……不能称之为‘团建’吧——我读研的实验室每隔几年，会举行毕业生的毕业旅行活动，实验室的全体学生都会参加。”
充其量，这只能算是大伙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暂时脱离紧张、快节奏的实验环境。
“那你们肯定也去了附近的不少地方。”学生还挺羡慕，“总不能每年毕业旅行都在本市，或者‘旧地重游’吧。”
钱余笑了笑：“也只是在省内转转而已。”
每次毕业旅行，都由尹学治出资赞助一部分，多出来的费用由学生自理。
但尹学治是从不参加的，科研助理、实验室管理员通常也不会来。这些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一般只出席毕业生的“答谢晚宴”——由毕业生邀请实验室的全体成员，一块儿吃一顿饭。
因此，毕业旅行只会有一群学生，大家可以随意“放飞自我”。
不过学生还可以“捎家属”，或者叫上自己的朋友，但是这些“外来人员”的餐旅住行费用，就必须由他们个人自掏腰包了。
钱余记得，这样的毕业旅行他参加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2017年元旦过后，众人去爬山、泡温泉。
接着是2019年的暑假，大伙去的海边。
之后就遇到了新冠疫情，直到2023年的一月上旬，众人体验了一次“本地景区一日游”——不过，钱余当时不再是学生，他已经迈入博士后第三年了。虽说那时我国对新冠实施“乙类乙管”政策，可大伙还是做好了防护措施，全程都没把口罩摘下……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集体活动中，令钱余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6月中旬的毕业旅行——那一次，是顺际宁、魏泺、柳沅三人毕业。
当时钱余本想叫上盛夕，但不巧她去了外省跑业务，下周才能回来。凌寻东、陈幸和郭子昱，也是各有各忙……于是钱余想到了之前的三位室友。
2015年钱余入学时，住的是四人宿舍。直到三年后，钱余读博一，这才搬到了单人宿舍。
当年，四人宿舍里有一哥们儿，和陈幸同专业，天天都“宅”在实验室里——上午七点多就出了门，晚上过了十二点才回来，钱余有时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只能和他碰面两三回。
这哥们儿对面住的是植物学帅小伙，另一位室友则是微生物专业的，他周末时常会随其导师出差，去外地采样。
四人虽然专业不同，但都属于“生命科学学科”——因此，大伙平时没少交流实验操作经验……
出发前一周，钱余在宿舍微信群里吆喝了一声，可直到第二天才有人回复。
“我实在是没空呀，你们去玩吧。”
细胞学专业那哥们儿，一如既往地忙得“晕头转向”，压根不会有时间“度假”。
“我也去不了——你们玩得开心点。”
微生物小哥同样拒绝了钱余的邀请。他是宿舍四人中，唯一一位没有选择读博的硕士生——可他也是第一个遭遇毕业延期的学生。
原本在2018年6月，微生物小哥就该按时毕业了。可他的导师希望他能发表文章，于是微生物小哥为了顺利结题，选择延期毕业。如今一年过去了，他这文章也才投出去没多久。
硕士读了四年多，已经堪比一个博士生的培养时间了。
“我“老板”的侄子今年进了实验室，我这文章……他估计要挂名为“共同第一作者”了。”
微生物小哥也很无奈，但他决定“逆来顺受”。
“我只想快点毕业，可不想惹“祸”上身。”
唉，还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钱余本想着把室友们都叫上——谁料最后，只有帅小伙带着女朋友来了。
于是大伙一大早就在校门口集中，共同踏上了旅途。那时众人坐在一辆中巴上，一路聊着天。
帅小伙的女友也是本校的，研究水稻产量，她刚随导师从海南回来，所以仍是意犹未尽、兴致勃勃——她和大伙说起了自己在海南的见闻。
“我们实验室在海南有两块试验田，一年可以种三季——这速度杠杠的！”
她原本是一位长相白净的北方姑娘，可如今整个人晒得黝黑黝黑的——完全成了一名来自热带的“女汉子”了。
“你这……看着颇有袁隆平爷爷当年的风范啊。”帅小伙感叹道。
“可不敢跟袁爷爷比呀。”帅小伙的女友顿觉惶恐，她摇头道，“袁爷爷当年，都是定期扎根在海南做水稻杂交育种的。从1964年7月5日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他之后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并于1976年成功推广种植。后来他的研究又过渡到‘两系、一系杂交水稻’、‘超级杂交水稻’——试验田最高亩产超一千公斤。”
“在最近的几年里，袁爷爷也会在冬天来到三亚基地，一直等到来年开春才离开。他每天都和研究人员一起，下地观察水稻生长情况——可他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呀……”
众人听了她有感而发的话，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1959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幸而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最终实现了粮食增产，解决了中国人民“挨饿、吃不饱饭”的难题。
“我们实验室现在啊，不过是研究某个基因在产量上的功能，可这纯属是‘小打小闹’嘛——将来到底能不能做到应用层面，大伙心里根本就没谱。”
帅小伙朝女朋友点头道：“袁隆平爷爷，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袁爷爷被公认为是“实现‘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他让我们做到了“中国粮食自给自足”，他让中国人民做到了——“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这位91岁高龄的“杂交水稻之父”离开了我们，但他给全世界留下了“杂交水稻育种”这一宝贵的技术体系——亚洲，南、北美洲，非洲，全球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杂交水稻的试种和推广，为全世界“消除饥饿”做出了贡献……
“要是能去海边就好了。”有学生忽然发出一声感叹，打断了钱余的思绪。
另一人摇了摇头：“那要等夏天了——现在下水，估计你还得‘牙齿打颤’。”
“哈哈——”
的确，在炎热的夏天，到海水里“泡一泡、去去暑”；或者等太阳下了山，沙滩上的温度降下来，走到海边吹一吹海风——真乃人生一大享受。
钱余自然也是一位“享乐者”。
当年，众人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终于到达了海边。大伙顿时撒了欢，纷纷朝沙滩上跑去——玩得最放松、最开心的，当属三名毕业生了。
虽然并非人人都谙练水性，但只要抱住一个“救生圈”，就能如纵壑之鱼，享受丝丝清凉。